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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导语：

　　潘汉年、刘仁、冯基平、杨奇清、许建国、谢和赓，这一个个在安全战线上叱咤风云的反特专家，不曾料想竟然全部命系中国第一监狱——秦城监狱，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！

　　1967年底，谢富治一伙炮制了一个《关于罗瑞卿、刘仁、冯基平、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》，诬陷罗瑞卿等是“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”。1968年1月3日，迫害狂康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：“刘仁、冯基平、徐子荣、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，出卖党、政、军核心机密，叛党、叛国，罪该万死。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，要防止他们自杀，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，将他们拷起来，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。”

　　潘汉年

　　潘汉年最早关在功德林监狱，1958年转入秦城监狱。经过长达八年的预审，1963年1月宣布对潘汉年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实际处理过程中，有关部门遵循了中央采取的宽大方针，宣判不久，就以“假释”方式将潘汉年从秦城监狱放出，交由公安部门管制。公安部则将他安排在近郊团河劳改农场，并让其妻董慧和潘一起生活。潘汉年还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自由：除可在附近散步、钓鱼外，还可以进城探访亲友。

　　但是好景不长，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3月，中央文革小组下达了一纸命令：将潘汉年重新收监复查。于是潘汉年夫妇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。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专案组，一反所谓“旧公检法”的方针政策而对潘汉年采取了“最革命”的专政措施：被重新收监后，潘汉年的生活标准被降到最低水平；审讯实行的是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。最为残酷的是，当潘汉年已被肿瘤医院诊断患有肝癌病象时，专案组接到的命令是加紧突击审讯，抢在潘死之前挖出一切材料。

　　从1967年夏天到1970年夏天，整整折腾了三年，潘汉年一案复查结果实际一无所获。即便如此，中央文革还是要求专案组以更加“革命”的手段为潘汉年重新定案，将潘加重改判无期徒刑，“永远开除出党”。这一次，专案组代替了公检法，所有程序一概免去，专案组一手包办到位。1975年，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一个劳改农场继续服刑，从此告别秦城监狱。

　　刘仁

　　刘仁在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、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城工部部长期间，曾多次深入国统区，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。

　　但什么样的功劳，到文革时都无法拯救刘仁。作为彭真的副手，他必定跌落深渊——1966年11月，在北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，刘仁被公开点名。一天深夜，一帮打手气势汹汹地闯进北京市委大楼，没有任何手续，甚至连鞋都不让穿，就把刘仁抓走了。1968年1月，刘仁被打成“反革命敌特分子”。戴上沉重的手铐，关进秦城监狱，整整五年不许家人探望。

　　1972年底，刘仁妻子甘英第一次在秦城监狱接见室看到他，这时他已骨瘦如柴。从探监所带回的刘仁的衣物中，甘英发现，所有衣物已全部发霉，毛裤、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迹，上衣有斑斑血痕和霉迹。可见刘仁在秦城监狱遭受了怎样残酷的折磨。

　　但是，狱中真实情况，刘仁从不向前来探视的家人诉说。只有一次，在和家人分别时，他实在压抑不住地说了一些心里话：“我米兰这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，中国的，外国的，国民党的，‘自己的’。在国民党的监狱里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，还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传送文件，组织斗争。可是……”但说到这里，刘仁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只能仰天长叹。

　　1973年7月间，甘英和孩子们接到通知，去北京市第六医院专门的监护病房看刘仁，当时他的身体更虚弱了，走路拄着棍子，患了严重的肺病，甘英看他吃饭时拿碗的手颤抖着，问他为什么，他把话岔开了。孩子们出去以后，在甘英的一再追问下，刘仁才艰难地举起手让她看，示意自己在秦城监狱戴了五六年的手铐，冬天只能披着棉衣，经常感冒，营养不良，体力虚弱，终于得了肺结核病。手腕和脚腕上留下深深的伤痕。刘仁在告诉甘英这些内情后，心有余悸地对甘英千叮咛万嘱咐：“不要对孩子们讲，他们很难理解。不要因为我受审查，引起孩子们有不满情绪。”

　　仅仅三个月之后，刘仁病逝于第六医院。

　　冯基平

　　前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进秦城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——去秦城监狱的这条路，是他批准勘察修建的；秦城监狱，是他找人设计建造的。如今他却被关了进去。

　　在秦城监狱中，冯基平以骨头硬而著称。

　　冯基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。他对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抱着强烈的抵触情绪，但当初还只认为是山头之间的摩擦和斗争，所以只是沉默。不管如何威逼追问，就是不张口，不说话，一声不响。憋得太难受时，他把戴的假牙摘掉，说话时一个劲儿地咕咕哝哝，让审讯官一句也听不清，录音更是不知所云，不起作用。后来，面对种种诬陷，面对秦城监狱惨酷的现实，冯基平“觉得越来越不对，就豁出去啦！”奋而抗争。审讯中，他忽而拍案而起，忽而一言不发，忽而嬉笑怒骂。

　　专案组和谢富治委派的所有与冯基平打过交道的老审讯官，都亲身体验到：要制服冯基平，谈何容易。审讯他，就如同和高明的棋手对弈，对方思路敏捷，清晰地看透你 milan sports 的路数，出手老练，攻守自如，直捣你的要害。所以老审讯官都怕审讯冯基平。

　　在一次刑讯逼供之后，冯基平拖着镣铐回他的监号。通过楼道时，他突然又高呼口号：

　　“难友们，联合起来，打倒法西斯专政！”

　　专案组的人吓得仓皇失措。几个看守蜂拥而上，又按胳膊又堵嘴，专案组的人则在一旁吼：“不要叫他放毒！”

　　发生了这起事件后，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，并被关进封闭式的重犯隔离室。重犯隔离室无窗、无灯，墙四壁贴了有弹性的橡胶皮，即使撞墙也无法自杀。

　　时间到了1972年12月，毛泽东指示废除监狱中的法西斯式审讯方式，周恩来也下令彻查并严惩监狱中的法西斯暴行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专案组才给冯基平摘下戴了四年的“背铐”。

　　1978年6月30日，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，为北京公安局“冯邢反革命大特务集团”冤案平反。

　　杨奇清

　　杨奇清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。新中国反间谍斗争的几个主要战役，都是他直接指挥的。

　　一是侦破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。北平和平解放前，国民党保密局潜伏下大批特务，千方百计打入我要害机关，窃取情报、放毒、暗杀，甚至组织暴动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杨奇清亲自部署，并委派得力干部，到北平市公安局参加肃清敌特的斗争，迅速侦破以江洪涛为首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，该纵队特务无一漏网，有效地保障了我北平和我首脑部门的安全。

　　二是炮轰天安门案。在杨奇清的周密部署下，敌对势力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流产，意大利间谍李安东、日本间谍山口隆一等所有参与此案的主犯全部束手就擒。

　　三是崔铎行刺案。1949年7月1日，毛泽东将参加北平市庆祝建党二十八周年的群众集会，国民党保密局派出王牌杀手，准备混进集会中刺杀毛泽东。但杨奇清早为崔铎布下陷阱。毛泽东专车尚未开出，崔铎就已经被关在牢笼之中了。

　　四是东北铁路爆炸案。1949年冬，毛泽东出访苏联，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“东北技术纵队”前往哈尔滨郊区袭击毛泽东专列，但由于杨奇清措施得力，“东北技术纵队”一干人马全部落网，毛泽东专列安全通过。

　　1955年，台湾当局策划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爆炸事件谋杀周恩来未遂，不甘心，马上派出一个二十六人组成的暗杀团，潜入印尼。因杨奇清随周恩来行动，防范严密，台湾杀手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周恩来，无功而返。

　　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其他恐怖事件，都被杨奇清一一挫败。

　　杨奇清堪称是一面超级盾牌，有效地保障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。但他无力保障自己的安全。文革刚刚爆发，他就被关进他下令修建的秦城监狱，在那里领教了法西斯专政的滋味——经常遭到毒打，以致肺部被打成严重内伤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
　　许建国

　　许建国原名杜理卿，1922年入党。1948年石家庄解放，成立华北人民政府，许建国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、社会部部长、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。建国初发生潘汉年案，许建国由天津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任上调上海，出任上海市委常委、书记处书记、上海市副市长、上海市公安局局长。同时兼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。

　　就在上海工作期间，许建国无意中触犯了江青，惹出一桩弥天大祸。

　　许上任不久，即1954年3月，上海发生一起举报事件——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，向中央揭露江青问题。江青闻讯大为恼火，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，要求布置追查。出面抓这个案子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，上海是案发地，许建国自然负有追查之责。江青怀疑匿名信出自扬帆之手，同年12月31日，扬帆被捕。而经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隐情的许建国，江青也不会放过。1967年许建国被逮捕，和扬帆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。几年后出狱，无家可归——已经妻离子散了，被安置在安徽六安“养起来”。1977年初患肺癌，同年10月便与世长辞。

　　谢和赓

　　30年代初期，谢和赓本来在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身边工作。中共为了争取桂系反蒋抗日，想办法让他打进桂系上层。谢和赓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给中共搜集了许多绝密情报。

　　但赫赫奇勋没有能够庇护谢和赓，早在1957年，谢和赓就被打成右派，送往东北劳改，差点死在劳改营——埋头伐木的他被一棵大树砸倒。幸好砸中他的只是树梢，虽然腰部受伤，但毕竟拣回了一条性命。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谢和赓的处境，相继出面干预，谢和赓这才告别劳改营，重返北京。

　　文化大革命更是谢和赓的劫数——1967年7月1日，在江青的授意下，一伙造反派乘坐汽车，挥舞着木棒钢鞭，直扑香山狼见沟的谢和赓寓所，不由分说地将谢和赓和病卧在床的谢和赓夫人强行抓走，双双投进了秦城监狱。谢和赓夫妇被分别关押，彼此不知对方身在何处。

　　秦城囚徒中，一般都是妻子受丈夫株连，像谢和赓这样丈夫受妻子株连的，确是罕见的一例。

　　谢和赓妻子何许人也？大名鼎鼎的王莹，即当年在上海滩与江青争演《赛金花》的红影星王莹是也。

　　1942年，受周恩来委派，谢和赓、王莹联袂赴美。王莹经常开展宣传中国抗战的演唱活动，以引起美国及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切关注；谢和赓则接办了华侨报纸《纽约新报》，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。他们的国际统战工作卓有成效，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乃至罗斯福总统和夫人的高度评价。50年代归国之后，本来非常活跃的王莹却一反常态地沉寂了下来。这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因为归国不久谢和赓就被打成了右派，王莹多少要受影响，不好抛头露面；但更重要的原因，还在于王莹太了解江青的为人。文革爆发之初，江青没费多大力气，就查到了王莹夫妇的踪迹，一声令下，便夫妻双双进秦城。谢和赓本来就是“右派”，给他定罪自是易如反掌；要给王莹定罪也不难——-她在美国呆了十多年，管她实际上受谁的指派去美国、管她实际上在美国干什么，于是，“美国特务”、“叛徒”等一个个罪名泰山压顶般地落到了王莹的头上。

　　和其他受害者一样，谢和赓在秦城备受摧残，健康状况急转直下。不久他就两耳失聪，不能言语。终日呆呆地望着囚室那高高的小窗，无声地念叨着王莹的名字。他不知道，王莹比他的遭遇更惨。

　　1975年春，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和王莹的情况，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，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。刚刚恢复自由的谢和赓，迫不及待地要带上妻子回家，医护人员给他的却是一张写着王莹囚号“6742”的死亡通知单。巨大的精神打击使这个坚强的汉子再也撑不住了，他眼前一黑，当即晕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医生马上进行紧急抢救，仍然无效。后经医院专家诊断告知：谢和赓已因丧失思维能力而成了精神上的废人。当他被当年住在狼见沟的乡亲们接回去之后，已经不会说话，不会哭笑，他能做的只是成天目光呆滞地看着他和王莹的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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